因此，诸如天安门故宫长城等国家建筑标识秦岭、珠峰等地理标识，以及几千年中国各族人民创造的非常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都是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素材来源。
以平等原则为例，按照德沃金的主张，平等这一价值体现了对个体的平等关怀和尊重。第一，在自然法理论的影响之下，法律的效力来自理性，因此法律是具有自然属性的。
第二，法理学在法理时代具有独立的学科立场。(44)参见郑玉双：《紧急状态下的法治与社会正义》，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2期，第107-126页。(42)参见张峰铭：《论权利作为要求超越利益论与选择论之争》，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年第2期，第37-53页。二是语言哲学和实践哲学在二十世纪的进步，使得理论家可以较为细致地将法律作为一个独立的规范领域进行研究。在法理时代，法理相对稳定的理论构造能够在法理被提炼的过程中展现出来，与法理的理论梯度相结合，构成法理的完整理论形态。
(21)又比如正义这个概念，在古希腊哲学和现代自然法理论中是一个核心概念，而且亚里士多德对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的区分在当代仍然得到广泛适用，但正义在法理时代以前，并未真正进入到法理思想之中。因此，尽管某些特定的法理主张，比如美国或德国的宪法法理无法在中国的实践之中适用，但将这些法理在理论梯度上进行提升，提炼出关于某些宪法价值，比如人的尊严的法理，显然可以融合进对中国宪法中之尊严价值的解释和适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典型的举国体制。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总部署中，先后出现了三个关键性范畴：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53)任剑涛：《会社、社会与国家：现代中国的社会运势与国家突起》，载《学术界》2021年第7期，第24页。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能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尤其要抓住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将领导干部推进法治建设的实绩作为考核、任用、提拔的重要依凭。四是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从勒紧裤腰带也要搞出原子弹的军事科技研发，到摘掉所有贫困县帽子的精准扶贫，再到无数最美逆行者支援武汉，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坚强集中统一领导下的超强意志力、动员力和执行力，就无法在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获得为世界所瞩目的感叹和成就。生死攸关的处境需要不顾一切的手段，(23)如欲快速实现资本积累并投入工业化建设，就必然要求全社会统一认识，全民参与，劲往一处使，力往一处用。
参见杨建军：《中国法治发展：一般性与特殊性之兼容》，载《比较法研究》2017年第4期，第155页。然而事实上，治理自诞生以来，就一直是一个语焉不详、暧昧混沌的概念，甚至被有些学者直指为一个空洞的符号。(12)《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载《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1页。任何权力……一般都有为自己之正当性辩护的必要……任何支配的持续运作，都有通过诉诸其正当性之原则的、最强烈的自我辩护的必要。
十是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这种基因在历史的激荡中不断地遗传和变异，在历朝历代的反复比较选择中，促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传统，对后世中国的政治选择和制度构建具有深刻影响，也就形成了认识和陈述法治的当然语境。参见萧功秦：《中国后全能型的权威政治》，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第83-85页。掌舵的目的是继续维护并进一步提升国家能力建设，以期作为以最小成本且高质量构建法治的润滑剂。
社会主义法治所追求的公平正义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任何人不因其民族、地域、性别、年龄、财产、从业领域、文化程度的不同而影响其与他人平等的法律地位，国家尊重和保障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六是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
(一)以中国共产党为轴心的意识形态基础 1912年清帝退位以后，最高政治权力处于真空状态，所有意欲夺取此权力的政治势力都必须付出全部努力，并且在竞争中说明和论证自己的合法性——最适合中国。(19)实现经济上赶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
(33)但是，诸系统在封闭运作的过程中，都有其各自的偏好或者利益，这就需要政治系统通过对其他系统作出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定来予以协调，(34)从而增强全社会系统应对风险的抗逆力，而保障协调工作可以充分且有效的开展，则有赖于党委的领导。因此，社会之于法治建设的重要性就跃然纸上了。越是重大议题越是需要寻求最大共识。(25)从历史上看，当中国有机会启动现代化的时候(明朝)，面对的是一个反现代性的帝国专制中央集权政体，而当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被坚船利炮强行打开国门卷入现代化大潮后，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治权威御侮自强时，整个政治体制却濒临崩溃。一刀切式的法治变革模式，在操作上毫无疑问采取打破—重建的方式，从基本观感上看是最节省时间的。所以，中国的法治进步必须依靠总体分解式的、分步实施的赶超型路子——国家建构主义法治。
(31)参见陈明明：《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意蕴》，载《人民论坛》2014年第10期，第32-33页。党委领导下的多元一体治理格局。
其一，东亚以及东南亚社会的历史传统负担较为沉重，其体制性负累尾大不掉，如我们所熟知的权力高度集中、社会开放程度低下、等级结构森严、家长制与官本位思想浓重等。在这种严峻背景下，中国如果要走英国式的道路，不仅难以完成法治化进程，而且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都会受到外部势力的掣肘和干预，导致我们在世界竞争格局中处于不利和落后地位。
(56)中国的法治建设既不可能单靠某个群体，也不可能奢望毕其功于一役。多年来，中国的法治道路和法治进程聚集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关心、操劳甚至诘难。
(26)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依靠集权实施，并在实施过程中进一步强化集权，最终要收全国一盘棋之效，正如在多次重大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全国人民所真切体会的那样——一方有难，八方支援。(55)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60)参见叶静漪、李少文：《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理论创新》，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4期，第845页。否则，就会像苏联搞新思维或者俄罗斯搞休克疗法一样，元气大伤甚至是陷入永久的失败而不可逆转。
(51)姜永伟：《法治评估的科层式运作及其检视——一个组织社会学的分析》，载《法学》2020年第2期，第129页。政治学有一个很有名的理论叫作vote player，就是有否决权的玩家，在一个政治体系中，如果这样的玩家太多，那么作出决策将变得十分困难，(74)日本还有我国台湾的议会闹剧已经屡见不鲜。
(66) (二)动力维度：权力主导下的法治赶超 国家建构主义法治是以国家权力推进为基本动力的法治模式。国家则不然，国家的概念一般是从主权的角度来理解，其概念本身更为严肃和内敛，它可以赋予一个法治建设的内在规定性，但是却无法像社会那样提供哺育和滋养法治的温和土壤。
就议题本身而言，上述三种立场都给予了冷峻、客观的分析，且不乏洞见。第二，国家通过宏观调控结合必要的微观干预，在实现和扩大各个群体和所有阶层的福祉目标下，统筹社会资源、调整分配格局。
(12)从现有实践来看，作为一种概念策略，国家建构主义法治既可以表征法治进程中对建构理性和国家权威的倚重，又可以避免国家主义在表述上所带来的歧义及其附带争议，(13)其内涵是指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大原则下，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基于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建构的法治模式。(16)参见张健：《合法性与中国政治》，载《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第1页。多元政治的持续发展否定了历史的终结论，与此相应地，法治的发展也不可能定于一尊。以三农问题为例，2019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发布，这是21世纪以来第16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
这种法治范式的历史既是一部公民权利的增长史也是一部反抗国家权力的抗争史——监督和限制国家成为这种法治范式的出发点和归宿。(83)国家建构主义法治，就是关涉政治领导权竞争的重要一环。
法治本身就涉及各类社会关系的调整，每次改革势必触碰各个群体的利益及诉求。后发现代化国家普遍有一种赶超型战略需求，以证成该国统治的合法性，与赶超型战略相适应的则是建构主义策略。
因此，如欲使权力持续在正向的轨道上发挥作用，就需要淡化其高专断性而强化其高基层渗透性。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